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迅速崛起兴盛,并日益成长为能够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以及来自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分庭抗礼的重要文化形态。进入新世纪,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作为当代文学格局的重要一极,西部文学无论是地域分布、主题开掘还是文本形态、文化指向等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自然与国家战略、经济变动息息相关,同时也跟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不无关系。换言之,西部大开发15年,也是大众文化在中国勃兴发展的关键时期,置身其中的新世纪西部文学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或深或浅的印记。

一、大众文化及西部文学界说

正在发展为全球性文化现象的大众文化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且一直经受着来自不同学派、不同阐释者褒贬不一的评价或研究。20世纪初,大众文化首先遭到了以 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强烈批判,在霍克海默等人看来,大众文化是统治阶级通过工业文化强加于大众身上的伪文化,“这种文化以商品拜物教为其意 识形态,以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化、守旧性与欺骗性为其基本特征,以制造人们的虚假需要为其主要的欺骗手段,最终达到的是自上而下整合大众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从表面上看针对的是大众文化,实际上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大众文化背后的极权主义体制。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为崛起标志的英国文化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同样具有代表性,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图亚特•霍尔、雷蒙德•威廉姆斯等,与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精英主义的视角研究大众文化不同,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从事研究的斯图亚特•霍尔等人致力于打破高雅与低俗的文化二分论,他们遵循理解而不是一味谴责大众文化的研究思路,明确提出广大民众是大众文化的主要消费群体,认为大众文化代表的就是生生不息的现实生活。被誉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美国大众文化理论拓荒者的约翰•费斯克一直致力于理解大众文化并努力为其辩护,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并非由文化工业从外部和上层强加,而是由大众自下而上所创造,“不可能存在一种宰制性的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之形成,永远是对宰制力量的反应,并永远不会成为宰制力量的一部分”。文化工业和支配体制所能做的就是为大众提供创造文化所用的文化资源,“日常生活乃由大众文化实践组成,其特征是,弱势者通过利用那剥夺了他们权力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那一权力,从而展现 出创造力”。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以精英文化立场批判大众文化,还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研究大众文化,抑或是自身就是大众文化迷的约翰.费斯克全方位解读大众文 化等,都揭示出大众文化是内蕴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样式。如前所述,大众文化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而其凭借的自然是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全球化的日渐深入,国内学界从多个层面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与阐释,但对其内质的阐述都基本一致,即大众文化是兴起于都市的,以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为手段,按照商业规律运作且大批量生产和消费,旨在让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并融入其生活方式之中的当代文化模式。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众文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格局和人们的认知习惯及生活方式,更改变了固有的文学传统与发展模式,西部文学也不例外,尤其是2000年以来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大众文化的渗透和经济格局的变动都使得历史渊源深厚的西部文学呈示出了别样的形态与质素。

若探究西部文学的缘起,或可上溯至古代,描摹戍边将士所思所感及边塞风光的“边塞诗”可被看作是早期的西部文学,“但真正意义上的觉醒和萌动还应当从20世纪 40年代说起”。其时,桂林、重庆、延安等城市因抗战内迁而成为重要的进步文学阵地,西部地区文学创作因一大批中国文化精英的努力而成果卓著。至五六十年代,西部 文学的作家群体和表现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戍边作家、客居作家及西部本土作家的互补所形成的‘合力’,也最终促成了多元‘西部意识’的真正确立”,有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陕西文学群落,也有以闻捷、李季为代表的丝路文学群落,还有以维吾尔族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蒙古族玛拉沁夫等为代表的民族文学群落等。不难看出,长期以来,虽有不少作家致力于展现或解读独特的西部文明形态,但却没有出现明确的概念倡导或理论建设意识。进人20世纪80年代,“西部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或 文学现象被提及或讨论,西部评论界的理论诉求意识尤为强烈,先是《阳关》杂志于1982年提出创建“敦煌文艺流派' 然后是甘肃、新疆掀起了关于“新边塞诗”的讨论,《西藏文学》、《当代文艺思潮》等文学刊物也以刊发专题文章等方式大力推进此次讨论。虽然持续时间并不长,及至80年代末已陷人低谷,这次明确倡导西部文学的讨论却起到 r奠定基础、指明路向的重要作用。此时,西部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杨牧、周涛、章得益等的“新边塞诗”,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张贤亮等的西部乡土小说,高建群、张承志等的西部传奇小说,扎西达娃、马原等的藏地小说等,都是这个时期文 坛的重要收获。

20世纪90年代的西部文学与当代文坛一起经历着市场化、商品化等的考验与洗礼,新世纪以来的西部文学则因西部大开发这一经济战略的有效推进而步人了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西部及西部文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多少带有一些无奈与沉重”,西部常常 会被冠以蛮荒、落后、寂寥、空旷等诸多形容词,西部作家们不断寻求适合自身表达方式的努力,却让新世纪的西部文学呈现出了更为丰盈和兴盛的新局面。同时,为规避某 个作家的某部作品是否被视为西部文学的定位难问题,结合经济战略的地域划分方法,可以将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广西、内蒙古等省、区、市的作家作品,以及一直或曾经工作、生活在西部且叙 写西部生活图景的作家的作品划入西部文学的范畴。这些作家们就是贾平凹、叶广芩、红柯、雪漠、王新军、杨志军、梅卓、赵光鸣、董立勃、阿来、范稳、夏天敏、马丽华、扎西达娃、鬼子、东西、邓九刚、肖亦农等。

杨艳伶,甘肃省民乐县人。2003年6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12年6月毕业于兰州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与现代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西部文学、文化产业、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迅速崛起兴盛,并日益成长为能够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以及来自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分庭抗礼的重要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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