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8月19日，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谢双双在介绍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8月19日，游客在拍摄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姓名：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等级：国家一级文物

出生时间：唐代

出土地：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年龄：1200余岁

户籍登记时间：1970年

现住址：陕西历史博物馆

本报记者 赵茁轶 实习生 梁力凡

步入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展厅，柔和的灯光下，一件通体鎏金的八棱银杯安然静立。

远远望去，这件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小巧而精致；走近细看，棱面内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神态不一，或奏或舞。

“太精致了，千年前的工匠是怎么做出这么小的人物图案的？”8月17日，一位带着孩子参观的游客轻声感叹，目光久久停留在杯身的伎乐浮雕上。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在方寸之间凝固着人物形象，也浓缩着大唐的开放气度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身世传奇 遗宝重光

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一次偶然的基建施工，掀开了唐代考古史上一个惊人的发现。埋藏千年的唐代窖藏被悄然打开，大批稀世珍宝重见天日。这批珍贵文物后来被称为“何家村遗宝”。

“何家村遗宝”中的唐代金银器以数量丰富、品类繁多、工艺精巧闻名于世，尽显匠心工艺与高超审美。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保存完好，雕刻清晰，堪称唐代工艺美术的珍品。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高6.7厘米，口径为6.9厘米至7.4厘米，足径4.4厘米，重285克。杯体为八棱状，有着侈口，下腹部有一个横向折棱外突，而后再内收为喇叭形的圈足。

这件银杯工艺极为考究。环形把手上方有宽指垫，装饰有两个深目、高鼻、长髯胡人头像。把手外侧饰以兽头，环柄下端有钩尾。研究人员从环柄孔径约2厘米分析，这件器物可能是女性用的葡萄酒器。杯身背景整体为鱼子纹地，以蜿蜒卷曲的卷草纹和挺拔向上的花草纹为主，点缀着少量的飞鸟纹。喇叭形圈足及各折棱处均饰以联珠纹。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是唐代八棱形银器中的典型代表。杯身以錾出的连珠纹为界格，每一面都雕有胡人乐伎。”8月17日，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谢双双介绍，8人分别执排箫、小铙、洞箫、曲颈琵琶，另有抱壶者、执杯者及空手作舞者，表现的应是胡人乐舞的表演场面。

棱线将杯身划分为8个独立画面，这种排列方式如同多扇式屏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乐舞常在屏风前进行，而此杯纹饰将人物“框”入屏风之内，观者在欣赏时，会产生人物正从屏风中踱步而出的错觉。

这件银杯的棱面结构与边框设计，既为观者留出了想象的空间，也在无形中引导着观看者的视角。杯身呈八棱状，纹饰随弧面延展，俯视或平视都难以一览全貌。如果将杯子拿在手中缓缓转动，会发现杯身上的每一个人物、每一组纹饰，都随着角度的变换而呈现出新的面貌，人们能够逐面欣赏完整的乐舞场景。

有的学者认为，杯身上的伎乐图案也是经过工匠精心编排的。如果把这8面图像展开来看，人物的位置布局，也与唐代实际的乐舞演出场景相呼应。

工艺精巧 文明交融

唐代国力鼎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唐人笃信使用金银器饮食能延年益寿，对金银器的追捧十分狂热。

唐朝对外来文化持包容态度，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朝贡与商贸往来不断，大量来自罗马、粟特、萨珊及阿拉伯等地区的工匠进入中原。因此，唐代金银器有着不拘一格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们既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又在中西融合中呈现出独特的设计风格。

唐代金银器中有直接传入的域外制品，也有仿制的作品，但更多的是中外文化交融下的再创造。唐人善于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使器物在实用与观赏上都更贴近中国人的审美趣味。这种创造力既展现了唐人开放包容的气度，也透露出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勇于创新的精神。

金银器制作是金属工艺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工艺传统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在唐代金银器中，八棱或八角造型已有所见。不过这类器型是粟特人模仿波斯金属器皿后形成的一种变体。工匠保留了波斯的八角器型，又融入粟特流行的伎乐图案。这种混合风格恰恰反映了粟特人作为东西方文化中介者的独特地位。这类八角器传入中国后，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金银器造型与装饰的演变。

著名考古学家齐东方认为，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环形把手的上部有近似水平的指垫，指垫上饰人物头像，把手下部有很小的突起以及大联珠纹，这些都是粟特金银器的典型特征。主流观点也都倾向于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是一件输入的器物，或者是外来的工匠在中国制造的。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发现的粟特银杯均采用锤揲技法制作而成。锤揲工艺最早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地区，后经丝绸之路传入中亚。这种技法充分运用金银质地柔软、延展性大的特点，通过锤打使金属板材延展成型，器物器壁轻薄精致。而何家村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器型较为厚重，明显采用的是中国传统铸造方法。

由此可见，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在风格上深受粟特文化的影响，但在制作技法上又使用本土铸造工艺，呈现出一种“中西合璧”的特点。

何家村还出土了和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类似的金银杯，外形虽然相近，但在尺寸、纹饰和工艺上各不一样。可以与之对比的是，西安东郊出土的一件蔓草纹八棱银杯，同样是八棱器型，但人物纹饰已经被替换为唐代本土流行的蔓草图案。

伎乐图案逐渐被蔓草纹取代，粟特风格的伎乐题材让位于唐代常见的卷草花卉……八棱杯的装饰主题在发生转变。这种变化说明，唐代工匠在接受外来器型和构图方式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进行调整，使器物逐渐向本土审美靠拢。

载歌载舞 大唐风尚

唐代开放多元的社会风尚，使得唐人的生活丰富多彩。何家村窖藏出土了许多反映唐代乐舞、体育、养生及唐人雅好的珍贵器物，展现出唐代豪迈奔放的时代气息与唐人健康、浪漫、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谢双双介绍，唐代乐舞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外来元素，在中国古代乐舞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唐代乐舞丰富多彩，坐部伎、立部伎且歌且奏，胡腾舞矫健刚劲，绿腰舞优美柔软，丰富的表演手段和艺术形式融多民族、多地域、多类型风格于一体。伎乐作为器物装饰的重要题材，不但反映了唐代乐舞的繁荣，而且体现出唐人对于乐舞的热爱。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上的乐伎形象具有鲜明的粟特风格。粟特人被中国古代文献统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等，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中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的古代民族。粟特地区有康国、米国、何国、安国、石国等若干个独立的城邦，以康国为中心。历史上，这些绿洲王国没有形成一个集权的整体，一直依附于周边强大的政治势力，直到8世纪时并入阿拉伯帝国，因此，其文化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粟特人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善于经商、能歌善舞等。唐代，粟特人有的入朝做官，有的经营生意，有的为达官显贵御马驾车抬轿，有的则以歌舞来满足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

西域乐舞以热情奔放见长，姿态张扬，极富表现力，对唐代的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都曾留下描绘乐舞场景的诗句，如《胡旋女》《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等，足见乐舞在唐代社会的流行程度。一场完整的乐舞表演，除了舞蹈和伴奏，往往还伴有美酒与酒器，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上的图像几乎涵盖了这些要素。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上胡人乐工手持的曲颈琵琶、排箫等乐器能反映中外融合的特征，排箫是我国传统乐器，而曲颈琵琶则是由西域传入中原，显示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如今，琵琶与排箫的旋律所见证的那场文明相遇，在千余年之后以另一种形式重回人们身边。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创商店内，以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为灵感的启瓶器、冰箱贴将杯身上8位胡人乐伎的舞乐姿态凝练为小巧精致的日常物件，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挑选。

这些原本只能远观的“明星”文物，以文创的形式“走”出展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遇。小小一件文创产品，让那场歌舞宴乐的热闹场景从博物馆的展柜延伸到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与冰箱之上。

记者手记：搭起文明对话之桥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安然静立在展柜中。杯身上的8位胡人乐伎的神态被定格在一瞬，似乎在诉说着千余年前关于文明对话的故事。

此类金银器的身世，包含着跨越万里的话题。1998年，“黑石号”沉船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被打捞出水，船上满载唐代货物。考古人员分析，该船是一只唐代从中国出发经由东南亚驶往远洋的货船。出水的文物包括瓷器、金银器、铜镜及香料等大量唐代珍贵物品，其中部分金银器的造型、纹饰、工艺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极为相似。

这些身世不同的器物，似乎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同一个关于文明如何相遇、关于技术如何传播的故事。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内，同一个展柜里，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隔壁的鎏金伎乐纹八棱杯正在“出差”，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向更多人讲述关于大唐的故事。

那些在“出差”途中的文物，何尝不是在延续它们千余年前的使命？

目前，陕西正在加快构建“周秦汉唐”外展矩阵，组织一批展现中华文明价值精髓、彰显陕西历史文化底蕴的精品外展，切实发挥文化遗产展示国家形象、促进文明互鉴的桥梁窗口作用。

一批又一批文物跨越语言与地域的藩篱，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搭建起理解与交流的桥梁。

编辑：呼乐乐